印度市场需求巨大的有哪些产业

1. 印度市场需求巨大的有哪些产业

亲，您想投资印度吗？
印度新政府为中国企业带来丰富商机
印度新政府于2014年7月10日发布其首份2014-15财年联邦预算案。这是新政府公开阐明其经济政策的第一次机会。新一届印度总理莫迪向来欢迎中国公司投资印度，大多数中国企业对其已颇为熟悉。这也是30年来的第一次，获胜党亦为取得下议院多数党地位的政党。这意味着政府政策将更为稳定，投资项目将面临较少的政治障碍。因此，从诸多方面来看，这是中国公司30年来在印度投资的最好时机。
正如所期望的，印度新政府首份预算案涉及对多个行业中国企业的利好消息。其中一些总结如下：
1. 房地产业 
•为鼓励外资投入印度乡镇房地产项目，对项目最低建筑面积的要求由5万平米降至2万平米。
•最低资本要求也已由1,000万美元降至500万美元。
•此外，项目总预算的30%及以上用于低成本保障性住房项目的，不受最低建筑面积和资本要求的限制。
•最短投资期限仅为3年。

2. 制造业与电子商务 
•政府已经宣布，制造业的外国投资者将可借力电子商务模式在印度市场销售其产品。
•这也将使得外国投资者可直接接触到客户，而无需面对零售业的任何限制。

3. 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
•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市场期待已久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得到推动。REITS发起人的资产转让交易获准可延期纳税。
•政府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以增进住宅市场交易，并明显倾向于推动低成本保障性住房市场发展，包括放宽对此类项目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要求。
•政府还拨出10亿美元预算，利用卫星城镇的可用基础设施，致力于打造100座“智能城市”。
•预计在未来10年，将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500个城市居住区开展现有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新设施建设等工作。

4. 基础设施
•PPP模式将被修改，以使基础设施项目开发商承担较小风险。
•在2017年3月31日之前开始发电、配电和电力传输的煤炭发电项目将可享受所得税优惠。
•已投产或将在2015年3月前投产的电力项目将得到充足的煤炭供应。

5. 可再生能源
•作为实现能源安全的可行替代方案，发展太阳能一直备受关注。相应措施包括：（i）为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泰米尔纳德邦、安得拉邦和拉达克等地的超大型太阳能发电项目拨出8,300万美元（通过印度太阳能公司）；（ii）拨出6,600万美元用于设立太阳能驱动的农业泵组及水泵站；及（iii）拨出1,600万美元用于1兆瓦运河沿岸太阳能电站建设。
•与可再生能源有关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处理由于电网基础设施不足而投入商业运营的发电厂的电力。针对这一问题，预算案提出“绿色能源走廊项目”，将可再生能源引至全国各地。
•5％的优惠基本关税已扩展至在印度建设太阳能项目所需的机械设备。还有各种相关商品类目将实施免税。

6. 矿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将通过PPP模式建设一个总长15,000公里的广阔的天然气运输网络（国家输气管道网络）。
•将修订1957年《矿藏和矿物（发展和规范）法案》，以鼓励投资采矿业，并引入可持续开采的做法。这是一个重要举措，可改善陈旧立法造成的极其不易在采矿业进行投资的局面。

7. 项目融资
•为促进向基础设施项目提供长期资金及融资结构的灵活性，预算案提出“5/25模式”，即允许银行向基础设施项目给予25年期贷款，且5年以后该项贷款可转予其他金融机构。这将使得贷款期限与项目周期相匹配。目前此类项目贷款期限限于10 - 12年，因此项目开发方不得不承受偿付本金的巨大压力。这一改变将减轻其偿债压力，改善现金流。
•银行向基础设施项目提供长期贷款，将被允许毋须遵守存款准备金率（CRR），法定流动率（SLR）和重点行业贷款规范等要求。这将显著增加银行可借贷给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银行还可在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专门为向基础设施行业贷款进行融资，而无需拨出资金以满足CRR和SLR的要求。
•预算案还提出针对REITS和基础设施投资信托基金（INVITS）的一些激励措施，包括税收激励。这将增加项目开发方可用在项目资本投入上的资源，并减轻银行系统的压力。
•“市政债务汇集融资机制”（为促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而发起，贷款给市政机构或公司在PPP模式下开发项目）已由8亿美元增加10倍至80亿美元，并延长至2019年3月31日。

8. 铁路
•艾哈迈达巴德和勒克瑙地铁项目获得1,600万美元预算投入。
•1.66亿美元将用于铁路线连通性提升，5亿美元将用于东北地区铁路建设。。
•单独发布的铁路预算还准许外国投资在PPP模式下投资于铁路基础设施建设。

9. 港口，机场和运输
•将在阿拉哈巴德和霍尔迪亚之间启动“Jal Marg Vikas”项目。项目将覆盖1,620公里，并允许至少1,500吨的载具在国内水域进行商业运输。项目总成本预计为7亿美元，需6年完成。
•将新建16个港口，与内陆公路和水路有机整合。这一举措预计也将使得相关基础设施显著扩张。
•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修建新机场的计划也将推出。

10. 道路
•印度国家公路管理局（NHAI）和国家公路运输有关机构将投资62亿美元用于建设高速公路。
•NHAI还将拨出8,300万美元，发展工业走廊。
•一年内将实现建成8,500公里国家高速公路的目标。

该联邦预算案仅为新政府执政开局之作。新政府预计将在今后10年执掌印度。显而易见，新一届政府将通过增加在所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求持续改善印度经济状况。现实情况是，即使所有业内领先的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公司参与到所有这些项目中来，也将不足以满足项目需求。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现在正是进入印度市场，作出长期投资的绝佳时机。
欲了解更多有关最新的印度联邦预算案或中国企业在印投资机会的任何其他信息，欢迎与我们联系：china@indiabourse.com 白大山先生
文章来源【印度之窗】

2. 我国和印度为什么要买进美国政府债券

我国外汇储备资金一年比一年多,以前是外汇不足,老师担心这个问题,向国际货币基金借人家还只是借一点点给你,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发展没有现在好，没有现在快.现在好了,又出现问题了,外汇储备太多,为了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投资的安全性,于是大量买进美国的政府债券,这样做就是为了保险起见,而且我们的外汇也大多是美圆嘛.印度也是同样的考虑吧.
"两会"的时候,总理已经提出要成立一个外汇投资机构,这个机构是超脱任何部门的,依照国家法律来经营外汇,接受国家监管,保证我们外汇保值增值.可能以后我们就不会大量买进美国的政府债券了。

3. 为什么印度股市下跌，印度债券利率会升高？

股市下跌，说明市场流动性不足，资金面紧张，对债券的需求长期减少，那么债券价格就下跌，债券的利率就相应升高。通俗地说，就是因为市场上资金少了，发行债券的人，需要用更高的利息来回报买债券的人。

4. 下一个世界工厂是印度吗

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印度比，更是有着差距。过去两年，中国物物交易市场的繁荣为世界叹为观止，但股票市场却表演着骇人听闻的欺诈和全球独一无二的跳水。据统计，至少有8000亿元市值化为乌有。而2003年印度股票市场的表现与它的经济增长相互辉映，让国内外投资者喜笑颜开。汇丰投资管理的印度基金经理山吉夫·杜伽指出，印度股市持续上升，已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者，2003年11月的资金流入创历史最高纪录，12月的情况同样乐观。作为印度股市指针的孟买BSE指数，12月19日收报5541．3点，较2002年底的3374．9点，累计上升了64．19％，令所有印度基金大丰收。在香港可以投资的6只印度基金，2003年回报率在3．76％－106．38％不等，而且升势未停。 
中印两国高级市场景象迥异，说明中国市场运行有着更高的成本和费用，说明印度比中国能更有效地降低市场费用。在这方面，印度堪为中国的老师。 

中国人的许多储蓄都被浪费了。据国外专家分析，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增长率平均每年为7％，而印度增长率为6％。但中国储蓄率高达40％，加上外资都被投入经济发展；印度储蓄率只有24％，外资也比较少。因此，实际上就是中国投入40美元每年只挣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挣6美元。 

作为中印两国经济增长基础的企业，质量出现较大差异。印度已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能够与欧美最好的公司展开国际竞争的私营公司。这些公司许多是属于最尖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行业。与此同时国外分析家又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已经腾飞，但中国的私营企业却没有随之腾飞，中国迄今还没有出现能够与大型跨国公司一决高下的世界级私营公司。 

富人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评论有些苛刻，但下面几项国际调查倒多少有些印证。 

亚洲里昂证券公司2000年对全球25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作的调查表明，印度在规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6，而中国仅名列第19位。 

2002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而且都在香港。 

在《远东经济评论》2003年对亚洲主要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印度的综合得分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印度降低高级市场的成本靠的是什么呢？塔伦·凯纳和黄亚声指出：“印度的法律制度尽管存在实质性的缺陷，但与中国的相比仍要先进得多……在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歪曲真相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但印度资本市场运转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于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通常会让有光明前途和可靠声誉的公司获得它们所需要的资金”。 

看过这篇文章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了，在一套相对较好的法律制度约束下的印度高级市场，显然形成了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支持和保护真正市场化企业的基础设施。这样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不仅让具备潜在企业家才能的人易于获得资源，还酝酿社会共识；既使像穆尔蒂（信息系统公司的创始人，被比作印度的比尔·盖茨）这样一些企业巨头得以产生，社会还把他们当作民间英雄。 
中国人不可理喻的却是自身：我们为何仍然缺乏足够的法治制度和意识，来恰当地对待私人财富和特定条件下发达起来的、似乎“脏兮兮”的富人和企业家？富人犯法与穷人同罪，但绝不意味着富人重罪；富人有罪无罪与穷人同一裁决标准，但绝不因为他是富人就应从严获罪。但富人目前恐怕还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你很可能还远没有发达到比尔·盖茨的程度就精神崩溃了。 

何况，印度还有一块迄今尚未利用的增长储备。如果印度不再把海外约2000万的同胞称为“并非必需的印度人”（Not Required Indians），而且从自己海外侨民那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与中国一样达到50％，而不是现在的10％，那么，印度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科技强国——就像中国在海外华人的帮助下，已经成功地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的领先之处 

增长率：近1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约为8％，而印度只有6％。 

基础设施：中国拥有高水平的公路、港口、电力部门和工业园区。 

外国投资：中国一年大约能吸引500多亿美元外资，而印度引资数仅为40亿美元。 

出口：2002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为2660亿美元，大约是印度的4倍。 


印度的优势所在 

语言：英语的普及使印度在信息技术服务和后台工作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资本市场：私营公司的融资渠道比较通畅，而中国则较钟爱国有企业。 
司法体系：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合同法和版权保护体系要更加完善。 
人口：印度总人口中25岁以下的人大约占35％，在中国这个比例为45％。 
问题在于人口——尤其是亿万农民 
然而，要是说印度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更加充分地利用了资源，并已选择了一条有可能比中国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因此可能超越中国，我认为塔伦·凯纳和黄亚声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 

事情正如二人宣称的那样：“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不是中国和印度当前处于何种位置。问题在于它们未来将处于何种位置？印度追求的经济发展道路优于中国吗？” 

的确，仅凭中国现在远远大于印度的多个经济总量，不能说中国的未来比印度更有潜力；同样，也不能仅仅根据印度高级市场和技术密集市场比中国更有效率，就预言印度的增长更有持续性。效率高而费用低的高级市场，肯定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在于这个市场与该国最紧要的问题有多大相关性。 

与中国一样，同是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的印度，经济增长不可能不受农村剩余劳动的约束。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对此往往缺乏切肤感受，难得将它作为一种价格或成本约束来认真对待。 

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有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和处在市场边缘的数亿农民。印度的高级市场，以及初级市场里的软件信息产业、制药和生物技术产业，其实容纳不了多少劳动，尤其是密集劳动。过剩劳动力如何就业是印度的大问题，但印度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市场与此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事实上，印度迄今为止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能大规模匹配和容纳密集劳动的产业。 

中国在初级市场方面，却较成功地让制造业与密集劳动融合在了一起，显然容纳了比印度多得多的密集劳动。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初级市场的发达与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高度相关。有一个可容纳越来越多密集劳动的市场，使亿万人民在其中获得收入并增加购买，是中印这类拥有众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欲要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平台。这个平台的获得并不容易，它是风云际会的结果。 

但仍有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是鄙薄初级市场的，而且直言苦劳于斯对外资是有害的。显然，他们对人类生活有着更神圣的期许。他们向中国推荐印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反抗。前不久，学者李少君就有文章说，他前不久与知名学者王绍光去过印度，就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远不如印度的知识分子，中国应向印度学习。 

我认为，如果把印度知识分子道德上的优点看成是他们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优势，可能就要害人害国。 

印度的劳动力中有70％是农民，与中国一样，有着浩大的剩余劳动队伍需要国际国内更大的市场来容纳和消化。国内企业一时开拓不出这么大容积的市场，利用外资又有什么错呢？2003年，中国出口的4000亿美元中有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也就是说仅在国际市场就做了近两万亿元人民币的出口生意——这意味着有多少人就业、多少人因就业而有了收入、多少人因收入而有了购买，有多少经济增长因购买而产生？ 

不久前，一个世界性的反全球化大会在印度召开。我想，中国是不太会同意这种大会在自己国土上召开，而向国外投资者发出一种含混信号的。我看见电视上那些在印度街头游行的各国人士，就觉得印度这个国家很麻烦。 
李少君还向中国推荐了印度知识分子的宗教情怀，称赞印度知识分子如何扎根农村，用各种方法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反抗全球化。曾看过一位印度高官的预测，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赶上中国需要10年。我查了资料：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2003年是570亿美元，印度尚不及中国的零头。 

看到上述消息我深感庆幸，中国那些崇尚民族主义的专家学者没有主宰政策。否则，印度肯定超越中国。作为反面教材，中国不妨向印度“学习”。 
快马加鞭，一骑绝尘 
如果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尤其是对三来一补等看似卑贱的加工制造业的开放，使中国获得了能容纳越来越多密集劳动的国际国内市场，是中国的独门绝技的话，印度这个市场则还面临着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巨大交易费用和成本无人买单。而且在内需方面，印度显然还像若干年前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指望在你这里卖多少东西，更多是利用你有竞争力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往外卖；而中国已在超越这个阶段。大致的情形是，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市场竞争，印度有着它难以克服的成本，自然也难吸引世界相应的资源。 

实际上，印度还有着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成本。它地处南亚，近几年的夏季常有50摄氏度的高温。英国大学者汤因比在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中就描述过远古时气候成本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我前些年看过国外的一份研究，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大都分布在北纬多少度以上，大抵谈的就是气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成本的角度看，几乎是无法消除的。 

我个人的推测是，只要中国坚定这样的共识，即在相当长时间内坚持所谓市场经济建设就是扩展容纳密集劳动的市场，同时尽快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就依然一骑绝尘。

5. 中印经济发展方式对比 哪种模式造就强国？

当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闪电般的速度起飞，并且成为全球经济强国时，全世界从最初对中国的不信任逐渐转为由衷的钦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主要以制造业拉动，增长率在2002年达到8%后，又在2003年增至9%.中国依靠巨大的国内储备资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吸收大量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引进所需的国外专业技术。仅2003年度，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就达到530亿美元，占整个世界总投资额的8.2%（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为当年的世界之最。 印度的经济起步落后于中国大约10年，最近才为世人瞩目。其崛起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岗位的地域性转移。同时印度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所属行业包括软件业、IT业和制药业。这些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2003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为8.3%，而2002年仅为4.3%；但是印度2003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47亿美元，2002年则为3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零头。 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道路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策的结果，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则多少有点顺其自然。中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孰优孰劣？哪种发展模式会造就强国？ 中印产业：一硬一软中印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相比印度政府，中国政府更愿意培育和指导整个经济活动。中国政府大力投资硬件基础设施，有权决定哪家企业能够得到政府资源、哪家企业可在A股市场挂牌（即使该企业不一定是最好的）。与此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越来越少干预经济活动。第二，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中国乐于接受外资，而印度始终对此保持谨慎态度。 上述区别影响到哪类企业会成功。在中国，那些需要“硬件”基础建设（如公路、港口、电力）的企业远远领先印度。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仍将保持这一优势。而印度的企业则在“软件”基础建设领域，即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中更胜一筹，如软件业、生化业或广告业等创新性行业。 生产流程快的制造类企业需要高效的道路和交通网络，因此这类企业在印度发展缓慢，但是那些不受发电机短缺及公路发展限制的企业却发展迅速。软性资产甚至支撑起了印度的汽车产业。与中国不同，印度汽车产业的成功并非依赖于跨国集团大量的资本投入，而是依靠智能化的设计开发出造价低廉的本土化车型。事实上，印度已经将许多高附加值的机械和电子元件输出到中国。这些元件的生产更多靠的是专门技术而非基础设施。 更重要的是，中国许多硬件资产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政府注入了资金。政府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干预国内资本市场，在印度则没有这样的政府干预，因此其成功企业主要集中在受资本限制较小的行业。设立一家软件公司不需要大量资金，但建立一家大型钢铁厂却相反。 印度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较少干涉和不对缺乏有形资产的行业（如软件业、生化业、媒体业）采取管制的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了空间。创业活动的推动依靠传统企业（主要是家族企业）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虽然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并不完美，但在总体上能够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良好的硬性基础建设和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热诚欢迎，有利于跨国集团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但是由于这些跨国公司同时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资本和高层人才，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大量依赖当地资源。中国不乏优秀的土生土长的创业者。然而，很多本土企业却由于资本市场效率低下、银行系统坏账累累以及地方政府官员（而不是市场力量）决定融资对象的残酷现实而举步维艰。 中国和印度都有能力按照各自不同的道路将目前的发展势头再保持数十年。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涉，包括对外资开放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印度社会所没有的。也许这两个国家都选择了各自特定历史背景下最好的道路。 当大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很容易忘记印度的改革要比中国晚了十多年。随着印度进一步放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印度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更有利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企业发展。 中国模式：低效但强劲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找问题并不难：周期性产能过剩、政府干预资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都只是众多缺点的冰山一角。但是人们很难再找到其他模式能如此强劲地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对企业发展进行管理。在中国，你可以成为一个小企业主，但如果你想做大，就必须从政府背景的渠道中融资。从根本上讲，政府官员有权决定哪个企业能得以发展。 这样的政策对于实现企业成长的目标是十分成功的。中国迅速建立了足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型企业。以作为制造行业支柱的汽车业为例。20年前，中国没有真正的汽车产业，中国政府决定，必须引进像大众汽车那样的国外成熟企业教给国内生产厂商如何制造汽车。政府坦率地表示：“中国需要现代化，中国经济需要发展。我们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目标的企业，所以想尽一切方法创造这样的企业。” 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机制是促进各省、市之间的竞争。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一家全国性企业，所有的企业都是地方性企业。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解除，地方创业者和支持他们的政府官员投资扩大经营规模，努力打入邻近市场。确实，这会造成产量过剩和价格战，但是经过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生产的周期性会导致行业内企业的重新洗牌，使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存活下来。存活下来的企业凭借具有的全国性规模和真实的竞争优势，不再依赖当地政府提供融资，从而能够在国内外市场上长期参与竞争。 另外，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或银行体制的改革与外商直接投资并无联系。跨国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仅占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5%，所以他们对推动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国必须利用自身的金融资源来支持经济增长，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发展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来解决银行问题，包括提高储备金利率，改革分行业绩和激励机制以及采用更灵活的、以风险为基础的定价政策。 中国发展模式的低效率是否会超过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认为不会。政府仍然控制着绝大部分金融资源，并且基本能够合理分配——这就是中国经济能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和在高效市场上的私营经济相比，政府无疑对于分配资金不甚在行。中国并不是一个高效的市场，而融资金额较少（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的印度模式不能像中国模式那样实现中国目前的增长。印度模式对于印度经济而言可能同样存在问题：家族式企业和其他个人投资者也许长于合理判定哪些投资对自己有益，但他们的投资金额不足以带动中国那样高速的发展。当印度国内外投资者看到印度的发展潜力后，印度吸引外资能力必将急速增长，这一点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行业层面的比较“究竟哪一种模式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在国家层面找到，必须深入到行业层次。中国和印度都存在一些由于管制严格、缺乏竞争而导致发展缓慢、效率低下的行业。但两个国家也都存在由于管制较松而蓬勃发展的企业。 麦肯锡全球研究学院一直认为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生产率，阻碍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微观层面阻碍竞争的层层管制。印度就是这一观点最好的注释。 印度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包括IT业、软件业和业务流程外包行业。这些行业成功创造了数十万就业机会和几十亿美元的出口额。这些具有潜力的新兴行业躲过了政府的管制，避开了被扼杀的可能。IT、软件和外包服务企业不受其它行业在工作时间和加班等相关劳动法规的管制，同时政府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而这在零售业等行业是不允许的。如果没有这些国外资金的注入，这些行业是否会在印度起飞，就值得怀疑。到2002年为止，这些行业吸收的外资占整个印度吸收外资总额的15%.生产率居中的是汽车行业。这个行业自从20世纪80年代政府放松管制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2年为止，多数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得以解除，这使得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车辆价格也随之下跌。即使发生了行业整合，但由于需求强劲，行业的就业状况依然保持稳定。尽管如此，由于整车的关税居高不下，国内的汽车制造商仍没有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这意味着该行业的效率尚未达到其应达到的水平。 处于生产率发展最低端的是消费电子行业。虽然该行业的外资投资限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解除，但是整个行业仍处于各类进出口关税、国内税赋和相关法规的层层束缚中，导致了印度的消费电子产品不仅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即使在国内价格也是一般消费者所无法承受的。食品零售业的情况则更糟，部分原因是国家完全禁止外资进入。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6%.再看一下中国。中国已拥有一些相对较为自由而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如消费电子。它的劳动生产率是印度的两倍。在过去20年间，该行业由于国外直接投资和国内同业的竞争压力已具有国际竞争力。该行业的成功与政府对此行业采取的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密切相关。当然，这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该行业的发展潜力。现在，中国每年生产的消费电子产品总值为600亿美元。 中国汽车行业的前景尚未明朗。政府将该行业定位于战略性产业，加以严格管制，只希望通过开放获得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市场已经对国外汽车制造商开放，消费需求得到很大提高，价格也降下来。然而，汽车行业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干预对遏制潜在国外投资的负面作用。国外汽车制造商只能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进行投资，汽车配件必须从当地供应商采购，并且关税之高使得进口车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当然，随着私营企业的壮大，竞争也在逐渐加剧。但中国合资企业的生产率仍然比日本和美国低——而且相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这很让人吃惊。 从行业层面比较，在IT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行业，中国即使花15年也未必能赶上印度；而在消费电子行业，中国则在整个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印度再花10年也不能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汽车行业的胜负则难以定夺。印度市场中的竞争要素带来了许多技术创新。印度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不采用耗资巨大的自动化生产。当地的工程师已经开发出Scorpio等新型产品，这是一种SUV车型，其零售价仅为美国的一个零头。在中国，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将该行业做大，但是政府的管制却限制了该行业的竞争潜力。 现在就判断究竟是哪种经济发展模式更好还为时尚早。实现强劲持久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较高的生产率，而且要着眼于行业的发展。而要实现较高的生产率，则要靠政府建立健全的管制机制，同时扫除一切阻碍竞争壁垒，为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国和印度都有机会使企业和国家经济实现繁荣发展。相关热词：中印经济经济论文论文

6. 为什么说印度可能赶超中国

　　世人对印度经济的关注，除了它与中国一样有着当今世界不多见的漂亮增长外，还跟一篇文章有关——自去年底以来，它便在中国的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塔伦·凯纳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黄亚声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这篇文章，既有力地解释了印度目前的增长，也有根据地预测了它将来的令人敬畏的增长潜力。

　　两位教授的分析表明，初级市场远不及中国繁荣的印度，在货币与资本的高级市场上却比中国更有效率。

　　我以为他们判断是有根据的。印度的银行也许不是全球金融业的榜样，但它们犯下的错误要远远小于中国的银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直到2001年，印度的银行资产中仅有大约10％属于不良贷款。这个数字与印度愿意承认的差不多。据2003年11月18日的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到当年的3月底，印度银行系统总的不良资产减少超过200亿卢比，占净资产的4．4％。而在我记忆里的同类数字，中国银行业愿意承认的不良资产率至少在25％。

　　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印度比，更是有着差距。过去两年，中国物物交易市场的繁荣为世界叹为观止，但股票市场却表演着骇人听闻的欺诈和全球独一无二的跳水。据统计，至少有8000亿元市值化为乌有。而2003年印度股票市场的表现与它的经济增长相互辉映，让国内外投资者喜笑颜开。汇丰投资管理的印度基金经理山吉夫·杜伽指出，印度股市持续上升，已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者，2003年11月的资金流入创历史最高纪录，12月的情况同样乐观。作为印度股市指针的孟买BSE指数，12月19日收报5541．3点，较2002年底的3374．9点，累计上升了64．19％，令所有印度基金大丰收。在香港可以投资的6只印度基金，2003年回报率在3．76％－106．38％不等，而且升势未停。

　　中印两国高级市场景象迥异，说明中国市场运行有着更高的成本和费用，说明印度比中国能更有效地降低市场费用。在这方面，印度堪为中国的老师。

　　中国人的许多储蓄都被浪费了。据国外专家分析，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增长率平均每年为7％，而印度增长率为6％。但中国储蓄率高达40％，加上外资都被投入经济发展；印度储蓄率只有24％，外资也比较少。因此，实际上就是中国投入40美元每年只挣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挣6美元。

　　作为中印两国经济增长基础的企业，质量出现较大差异。印度已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能够与欧美最好的公司展开国际竞争的私营公司。这些公司许多是属于最尖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行业。与此同时国外分析家又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已经腾飞，但中国的私营企业却没有随之腾飞，中国迄今还没有出现能够与大型跨国公司一决高下的世界级私营公司。

　　富人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评论有些苛刻，但下面几项国际调查倒多少有些印证。

　　亚洲里昂证券公司2000年对全球25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作的调查表明，印度在规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6，而中国仅名列第19位。

　　2002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而且都在香港。

　　在《远东经济评论》2003年对亚洲主要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印度的综合得分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印度降低高级市场的成本靠的是什么呢？塔伦·凯纳和黄亚声指出：“印度的法律制度尽管存在实质性的缺陷，但与中国的相比仍要先进得多……在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歪曲真相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但印度资本市场运转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于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通常会让有光明前途和可靠声誉的公司获得它们所需要的资金”。

　　看过这篇文章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了，在一套相对较好的法律制度约束下的印度高级市场，显然形成了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支持和保护真正市场化企业的基础设施。这样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不仅让具备潜在企业家才能的人易于获得资源，还酝酿社会共识；既使像穆尔蒂（信息系统公司的创始人，被比作印度的比尔·盖茨）这样一些企业巨头得以产生，社会还把他们当作民间英雄。

　　中国人不可理喻的却是自身：我们为何仍然缺乏足够的法治制度和意识，来恰当地对待私人财富和特定条件下发达起来的、似乎“脏兮兮”的富人和企业家？富人犯法与穷人同罪，但绝不意味着富人重罪；富人有罪无罪与穷人同一裁决标准，但绝不因为他是富人就应从严获罪。但富人目前恐怕还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你很可能还远没有发达到比尔·盖茨的程度就精神崩溃了。

　　何况，印度还有一块迄今尚未利用的增长储备。如果印度不再把海外约2000万的同胞称为“并非必需的印度人”（Not Required Indians），而且从自己海外侨民那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与中国一样达到50％，而不是现在的10％，那么，印度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科技强国——就像中国在海外华人的帮助下，已经成功地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的领先之处

　　增长率：近1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约为8％，而印度只有6％。

　　基础设施：中国拥有高水平的公路、港口、电力部门和工业园区。

　　外国投资：中国一年大约能吸引500多亿美元外资，而印度引资数仅为40亿美元。

　　出口：2002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为2660亿美元，大约是印度的4倍。


　　印度的优势所在

　　语言：英语的普及使印度在信息技术服务和后台工作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资本市场：私营公司的融资渠道比较通畅，而中国则较钟爱国有企业。

　　司法体系：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合同法和版权保护体系要更加完善。

　　人口：印度总人口中25岁以下的人大约占35％，在中国这个比例为45％。

　　（资料来源：《商业周刊》）

　　问题在于人口——尤其是亿万农民

　　然而，要是说印度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更加充分地利用了资源，并已选择了一条有可能比中国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因此可能超越中国，我认为塔伦·凯纳和黄亚声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

　　事情正如二人宣称的那样：“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不是中国和印度当前处于何种位置。问题在于它们未来将处于何种位置？印度追求的经济发展道路优于中国吗？”

　　的确，仅凭中国现在远远大于印度的多个经济总量，不能说中国的未来比印度更有潜力；同样，也不能仅仅根据印度高级市场和技术密集市场比中国更有效率，就预言印度的增长更有持续性。效率高而费用低的高级市场，肯定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在于这个市场与该国最紧要的问题有多大相关性。

　　与中国一样，同是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的印度，经济增长不可能不受农村剩余劳动的约束。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对此往往缺乏切肤感受，难得将它作为一种价格或成本约束来认真对待。

　　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有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和处在市场边缘的数亿农民。印度的高级市场，以及初级市场里的软件信息产业、制药和生物技术产业，其实容纳不了多少劳动，尤其是密集劳动。过剩劳动力如何就业是印度的大问题，但印度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市场与此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事实上，印度迄今为止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能大规模匹配和容纳密集劳动的产业。

　　中国在初级市场方面，却较成功地让制造业与密集劳动融合在了一起，显然容纳了比印度多得多的密集劳动。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初级市场的发达与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高度相关。有一个可容纳越来越多密集劳动的市场，使亿万人民在其中获得收入并增加购买，是中印这类拥有众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欲要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平台。这个平台的获得并不容易，它是风云际会的结果。

　　还好，中国不拒绝可口可乐

　　但仍有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是鄙薄初级市场的，而且直言苦劳于斯对外资是有害的。显然，他们对人类生活有着更神圣的期许。他们向中国推荐印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反抗。前不久，学者李少君就有文章说，他前不久与知名学者王绍光去过印度，就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远不如印度的知识分子，中国应向印度学习。

　　李少君说，他和王绍光都深深“敬佩”印度的民族主义。他说，陪同他们的印度教授从来只用国产货。他们饿了，买饼干吃，印度教授不吃，他只吃印度人自己做的薄饼；见他们逛街渴了要喝可口可乐或矿泉水，便委婉地建议他们喝椰子水。印度的教授们不仅以身作则，而且还努力影响更多的人。教授正和他的学生们发起一个“不喝可口可乐”全国性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喝可口可乐，喝椰子水；不吃和路雪，吃井水；如果买车，只买国产车。”据李少君说，印度基本上没有外国车。

　　李少君为中国汗颜了：“麦当劳与肯德基进入印度多年，绞尽脑汁，却毫无进展。肯德基甚至被迫于去年彻底退出印度市场，麦当劳到目前为止也才开了20多家分店。而在中国，麦当劳与肯德基长驱直入，毫无阻拦，短短几年就席卷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同行的王绍光教授感叹说：‘与印度教授比起来，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我认为，如果把印度知识分子道德上的优点看成是他们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优势，可能就要害人害国。

　　印度的劳动力中有70％是农民，与中国一样，有着浩大的剩余劳动队伍需要国际国内更大的市场来容纳和消化。国内企业一时开拓不出这么大容积的市场，利用外资又有什么错呢？2003年，中国出口的4000亿美元中有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也就是说仅在国际市场就做了近两万亿元人民币的出口生意——这意味着有多少人就业、多少人因就业而有了收入、多少人因收入而有了购买，有多少经济增长因购买而产生？

　　不久前，一个世界性的反全球化大会在印度召开。我想，中国是不太会同意这种大会在自己国土上召开，而向国外投资者发出一种含混信号的。我看见电视上那些在印度街头游行的各国人士，就觉得印度这个国家很麻烦。

　　李少君还向中国推荐了印度知识分子的宗教情怀，称赞印度知识分子如何扎根农村，用各种方法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反抗全球化。曾看过一位印度高官的预测，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赶上中国需要10年。我查了资料：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2003年是570亿美元，印度尚不及中国的零头。

　　看到上述消息我深感庆幸，中国那些崇尚民族主义的专家学者没有主宰政策。否则，印度肯定超越中国。作为反面教材，中国不妨向印度“学习”。

　　快马加鞭，一骑绝尘

　　如果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尤其是对三来一补等看似卑贱的加工制造业的开放，使中国获得了能容纳越来越多密集劳动的国际国内市场，是中国的独门绝技的话，印度这个市场则还面临着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巨大交易费用和成本无人买单。而且在内需方面，印度显然还像若干年前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指望在你这里卖多少东西，更多是利用你有竞争力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往外卖；而中国已在超越这个阶段。大致的情形是，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市场竞争，印度有着它难以克服的成本，自然也难吸引世界相应的资源。

　　实际上，印度还有着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成本。它地处南亚，近几年的夏季常有50摄氏度的高温。英国大学者汤因比在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中就描述过远古时气候成本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我前些年看过国外的一份研究，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大都分布在北纬多少度以上，大抵谈的就是气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成本的角度看，几乎是无法消除的。

　　我个人的推测是，只要中国坚定这样的共识，即在相当长时间内坚持所谓市场经济建设就是扩展容纳密集劳动的市场，同时尽快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就依然一骑绝尘。

　　香港的张五常在一篇论及人民币如何下锚的随笔里曾说，中国不要眼睛光盯着发达国家，还要经常看看身后或身边的竞争者，比如印度就很厉害。但印度究竟会有多厉害呢？

7. 中印两国国内各方面情况比较

二 资金   中国和印度一样穷，不过中国早期用土地等要素作为合作条件，开合作公司算是自己解决资金的一个方法，同时中国的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国有资产手中，中国通过各种债券，贷款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时期我们的一些银行在包括一些隐性负债的情况下到了“技术性破产的”程度国家的货币贬值速度也有过剧烈的时候，但是最终给中国带来的是能够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优质基础设施。也带来了产业集群优势   印度的土地本身就不是国家的，他要做制造业单纯依靠外资就困难重重，印度的政府效率也很难向中国这样在一定时期内全国都在大规模招商引资，何况在地方他还有地主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印度的国家有资本没有中国这样的规模自然也很难提供大量的基建能力。   三 技术   中印技术都相对西方落后，不过中国的工业基础毕竟培育了一批人才，中国拥有消化这些技术的能力，或者说潜力，而印度相对“一穷二白”，在识字率，教育水平上中国也相对印度较好。   四 社会结构   中国的社会结构毕竟是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尽管有计划经济的过死制度需要改革，但是工业化的性质是在得，印度就多了，大城市的工业社会气氛浓厚，可在其他地区，封建势力依然存在，这些封建势力作为工业化的天然阻力自然影响印度的工业化进程。   于是中国成了世界制造中心，而印度在面对制造业转移时陷入了一个怪圈，即谋求工业发展需要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必然触动地主阶级利益，导致社会不稳定，而社会不稳定同样会让印度丧失世界产业转移机会。结果是制造业在印度走不通，所以印度要想达到工业化得找别的路子。  首先，工业化的发展要集中在工业化社会，也就是印度的大城市，其次土地因素限制要求这种产业对土地的需求较少，同样由于基建的限制，最好能耗不高，那么对于印度只有三产而且还是外包式服务业是印度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利用印度的英语优势，向世界办公室的方向发展，印度人也算勤劳智慧，把这个产业做成了“正向循环”，于是一个“神话”的印度三产 也就在一片工业荒凉之上拔地而起了。  印度现在面临的问题   1 粮食 人口增长，城市化建设，耕地减少，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印度粮食减产，缺口增大，今年全球粮食减产。粮食危机以及印度大量的赤贫者将是重大的危机。  2 资源 尤其是能源，印度的房地产，工业运行，都需要大量的能源作为基础，如果石油暴涨，而印度缺乏足够的支付手段购买的话，对印度经济将造成重大打击。  3 泡沫 印度的经常性账目赤字 主要靠投资资金弥补逆差，一旦出现热钱涌退，印度的少量外汇能否支撑，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一旦对外支付出现困难，房地产 工业 大量的坏账将打击印度金融业  4 世界经济 印度的三产 几乎都拴在外国产业链上，一但出现世界经济衰退，比然影响印度的国内经济，印度的产业得不到本国市场的支持是印度最大的硬伤，而国内经济的衰退，对于购房者而言，自然会出现“次贷”危机，印度的银行业又将面对考验，  5 印度内部的分离势力， 在印度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时，是否再次出现印度分裂 ，  6 印度的制度 印度内部的社会制度，多种制度并存 ，导致的结果是，一旦出现危机，中产根本无法顾及 大量的赤贫 难以 全民共渡难关，结果就是动荡加剧  那么一旦新德里泡沫破灭，印度出现金融危机，对外支付困难，在粮食，石油 多重作用下，内有经济萧条，赤贫者暴动，分离势力，印度很难幸运的像日本一样 只是 十年停滞，更可能的是像 菲律宾 印尼一样 陷入动荡。   印度没救了？1 印度还有 1万吨 的黄金储备，这些最后支付手段是印度的救命稻草，也是最后的经济保护网，2 外援 ， 印度的需求 一个是粮食 一个是钱， 泡沫破灭后大规模的通缩需要资金来周转 ， 所以 印度去找了美国，美国本身次债缠身，哪里有钱，粮食是美国的世纪战略，哪能为了印度而放弃，所以印度没要到，美国安抚印度 给了个 核能源合作，算是对印度大国地位的支持， 这个哪成 ，印度去要烧饼，美国给了个勋章，说只要跟着我干就给你荣誉，印度当然不同意，所以来找中俄谈了。

8. 中国软件与印度软件的发展优势各是什么?

当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闪电般的速度起飞，并且成为全球经济强国时，全世界从最初对中国的不信任逐渐转为由衷的钦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主要以制造业拉动，增长率在2002年达到8%后，又在2003年增至9%。中国依靠巨大的国内储备资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吸收大量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引进所需的国外专业技术。仅2003年度，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就达到530亿美元，占整个世界总投资额的8.2%(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 (UNCTAD)数据库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为当年的世界之最。
　　
　　　　印度的经济起步落后于中国大约10年，最近才为世人瞩目。其崛起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岗位的地域性转移。同时印度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所属行业包括软件业、IT业和制药业。这些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2003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为8.3%，而2002年仅为4.3%；但是印度2003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47亿美元，2002年则为3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零头。
　　
　　　　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道路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策的结果，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则多少有点顺其自然。中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孰优孰劣？哪种发展模式会造就强国？
　　
　　　　中印产业：一硬一软
　　
　　　　中印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相比印度政府，中国政府更愿意培育和指导整个经济活动。中国政府大力投资硬件基础设施，有权决定哪家企业能够得到政府资源、哪家企业可在A股市场挂牌(即使该企业不一定是最好的)。与此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越来越少干预经济活动。第二，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中国乐于接受外资，而印度始终对此保持谨慎态度。
　　
　　　　上述区别影响到哪类企业会成功。在中国，那些需要“硬件”基础建设(如公路、港口、电力)的企业远远领先印度。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仍将保持这一优势。而印度的企业则在“软件”基础建设领域，即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中更胜一筹，如软件业、生化业或广告业等创新性行业。
　　
　　　　生产流程快的制造类企业需要高效的道路和交通网络，因此这类企业在印度发展缓慢，但是那些不受发电机短缺及公路发展限制的企业却发展迅速。软性资产甚至支撑起了印度的汽车产业。与中国不同，印度汽车产业的成功并非依赖于跨国集团大量的资本投入，而是依靠智能化的设计开发出造价低廉的本土化车型。事实上，印度已经将许多高附加值的机械和电子元件输出到中国。这些元件的生产更多靠的是专门技术而非基础设施。
　　
　　　　更重要的是，中国许多硬件资产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政府注入了资金。政府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干预国内资本市场，在印度则没有这样的政府干预，因此其成功企业主要集中在受资本限制较小的行业。设立一家软件公司不需要大量资金，但建立一家大型钢铁厂却相反。
　　
　　　　印度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较少干涉和不对缺乏有形资产的行业(如软件业、生化业、媒体业)采取管制的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了空间。创业活动的推动依靠传统企业(主要是家族企业)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虽然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并不完美，但在总体上能够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良好的硬性基础建设和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热诚欢迎，有利于跨国集团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但是由于这些跨国公司同时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资本和高层人才，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大量依赖当地资源。中国不乏优秀的土生土长的创业者。然而，很多本土企业却由于资本市场效率低下、银行系统坏账累累以及地方政府官员(而不是市场力量)决定融资对象的残酷现实而举步维艰。
　　
　　　　中国和印度都有能力按照各自不同的道路将目前的发展势头再保持数十年。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涉，包括对外资开放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印度社会所没有的。也许这两个国家都选择了各自特定历史背景下最好的道路。
　　
　　　　当大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很容易忘记印度的改革要比中国晚了十多年。随着印度进一步放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印度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更有利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企业发展。
　　
　　　　中国模式：低效但强劲
　　
　　　　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找问题并不难：周期性产能过剩、政府干预资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都只是众多缺点的冰山一角。但是人们很难再找到其他模式能如此强劲地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对企业发展进行管理。在中国，你可以成为一个小企业主，但如果你想做大，就必须从政府背景的渠道中融资。从根本上讲，政府官员有权决定哪个企业能得以发展。
　　
　　　　这样的政策对于实现企业成长的目标是十分成功的。中国迅速建立了足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型企业。以作为制造行业支柱的汽车业为例。20年前，中国没有真正的汽车产业，中国政府决定，必须引进像大众汽车那样的国外成熟企业教给国内生产厂商如何制造汽车。政府坦率地表示：“中国需要现代化，中国经济需要发展。我们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目标的企业，所以想尽一切方法创造这样的企业。”
　　
　　　　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机制是促进各省、市之间的竞争。在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一家全国性企业，所有的企业都是地方性企业。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解除，地方创业者和支持他们的政府官员投资扩大经营规模，努力打入邻近市场。确实，这会造成产量过剩和价格战，但是经过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生产的周期性会导致行业内企业的重新洗牌，使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存活下来。存活下来的企业凭借具有的全国性规模和真实的竞争优势，不再依赖当地政府提供融资，从而能够在国内外市场上长期参与竞争。
　　
　　　　另外，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或银行体制的改革与外商直接投资并无联系。跨国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仅占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5%，所以他们对推动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国必须利用自身的金融资源来支持经济增长，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发展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来解决银行问题，包括提高储备金利率，改革分行业绩和激励机制以及采用更灵活的、以风险为基础的定价政策。
　　
　　　　中国发展模式的低效率是否会超过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认为不会。政府仍然控制着绝大部分金融资源，并且基本能够合理分配——这就是中国经济能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和在高效市场上的私营经济相比，政府无疑对于分配资金不甚在行。中国并不是一个高效的市场，而融资金额较少(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的印度模式不能像中国模式那样实现中国目前的增长。印度模式对于印度经济而言可能同样存在问题：家族式企业和其他个人投资者也许长于合理判定哪些投资对自己有益，但他们的投资金额不足以带动中国那样高速的发展。当印度国内外投资者看到印度的发展潜力后，印度吸引外资能力必将急速增长，这一点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行业层面的比较
　　
　　　　“究竟哪一种模式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在国家层面找到，必须深入到行业层次。中国和印度都存在一些由于管制严格、缺乏竞争而导致发展缓慢、效率低下的行业。但两个国家也都存在由于管制较松而蓬勃发展的企业。
　　
　　　　麦肯锡全球研究学院一直认为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生产率，阻碍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微观层面阻碍竞争的层层管制。印度就是这一观点最好的注释。
　　
　　　　印度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包括IT业、软件业和业务流程外包行业。这些行业成功创造了数十万就业机会和几十亿美元的出口额。这些具有潜力的新兴行业躲过了政府的管制，避开了被扼杀的可能。IT、软件和外包服务企业不受其它行业在工作时间和加班等相关劳动法规的管制，同时政府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而这在零售业等行业是不允许的。如果没有这些国外资金的注入，这些行业是否会在印度起飞，就值得怀疑。到2002年为止，这些行业吸收的外资占整个印度吸收外资总额的15%。
　　
　　　　生产率居中的是汽车行业。这个行业自从20世纪80年代政府放松管制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2年为止，多数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得以解除，这使得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车辆价格也随之下跌。即使发生了行业整合，但由于需求强劲，行业的就业状况依然保持稳定。尽管如此，由于整车的关税居高不下，国内的汽车制造商仍没有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这意味着该行业的效率尚未达到其应达到的水平。
　　
　　　　处于生产率发展最低端的是消费电子行业。虽然该行业的外资投资限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解除，但是整个行业仍处于各类进出口关税、国内税赋和相关法规的层层束缚中，导致了印度的消费电子产品不仅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即使在国内价格也是一般消费者所无法承受的。食品零售业的情况则更糟，部分原因是国家完全禁止外资进入。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6%。
　　
　　　　再看一下中国。中国已拥有一些相对较为自由而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如消费电子。它的劳动生产率是印度的两倍。在过去20年间，该行业由于国外直接投资和国内同业的竞争压力已具有国际竞争力。该行业的成功与政府对此行业采取的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密切相关。当然，这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该行业的发展潜力。现在，中国每年生产的消费电子产品总值为 600亿美元。
　　
　　　　中国汽车行业的前景尚未明朗。政府将该行业定位于战略性产业，加以严格管制，只希望通过开放获得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市场已经对国外汽车制造商开放，消费需求得到很大提高，价格也降下来。然而，汽车行业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干预对遏制潜在国外投资的负面作用。国外汽车制造商只能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进行投资，汽车配件必须从当地供应商采购，并且关税之高使得进口车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当然，随着私营企业的壮大，竞争也在逐渐加剧。但中国合资企业的生产率仍然比日本和美国低——而且相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这很让人吃惊。
　　
　　　　从行业层面比较，在IT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行业，中国即使花15年也未必能赶上印度；而在消费电子行业，中国则在整个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印度再花10年也不能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汽车行业的胜负则难以定夺。印度市场中的竞争要素带来了许多技术创新。印度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不采用耗资巨大的自动化生产。当地的工程师已经开发出 Scorpio等新型产品，这是一种SUV车型，其零售价仅为美国的一个零头。在中国，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将该行业做大，但是政府的管制却限制了该行业的竞争潜力。
　　
　　　　现在就判断究竟是哪种经济发展模式更好还为时尚早。实现强劲持久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较高的生产率，而且要着眼于行业的发展。而要实现较高的生产率，则要靠政府建立健全的管制机制，同时扫除一切阻碍竞争壁垒，为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国和印度都有机会使企业和国家经济实现繁荣发展